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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连载十五】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

浏览:次 时间:2019-09-23 10:43:59

  原标题:【连载十五】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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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。在回革委会的路上,谢廖沙沮丧地说:“简直是一塌糊涂!还是扎尔基说得对。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,事没办成,反而惹了一肚子气。”

  “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”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说。“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。大多是小资产阶级,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、小市民。应当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。你要把重点放在锯木厂和糖厂。不过今天的大会还是有收获的,学生中间也有好同志。”

  丽达很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,她说:“谢廖沙,我们的任务,就是要不断把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。党要使所有劳动者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要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、讨论会和代表大会。师政治部准备在车站开办一个夏季露天剧场。宣传列车这几天就到,我们马上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。还记得吧,列宁说过: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,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。”

  夜已经深了,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。临别时,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,过了一会儿才放开。丽达微微笑了一下。

  回城的时候,谢廖沙顺路到家看看。随便母亲怎么责骂,他都不做声,也不反驳。但是,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,他就立刻转入反攻,把父亲问得哑口无言。

  “爸爸,你听我说,当初德国人在这儿,你们搞罢工,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。那个时候,你想到过家没有?

  想到过。可你还是干了,因为工人的良心叫你这样干。我也想到了咱们的家。我明白,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,为了我,你们会受迫害的。但是反过来,要是我们胜利了呢?那我们就翻身了。家里我是呆不住的。爸爸,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。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呢?我干的是好事,你应该支持我,帮助我,可你却扯后腿。爸爸,咱们讲和吧,这样,我妈就不会再骂我了。”他那双纯洁的、碧蓝的眼睛望着父亲,脸上现出了亲切的

  笑容。他相信自己是对的。

  扎哈尔·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。他微笑着,透过好久没有刮的、又硬又密的胡须,露出了发黄的牙齿。

  “你这个小滑头,反倒启发起我的觉悟来了?你以为一挎上手枪,我就不能拿皮带抽你了吗?”

  不过,他的话里并没有威胁的语气。他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下,毅然把他那粗糙的大手伸到儿子跟前,说:“开足马力闯吧,谢廖沙,你既然正在爬大坡,我绝不会给你刹车。只是你别撇开我们不管,要经常回来看看。”

  黑夜里,半掩的门缝中透出一线亮光,落在台阶上。在一间摆着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里,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。律师用的宽大的写字台周围坐着五个人:多林尼克,伊格纳季耶娃,戴着哥萨克羊皮帽、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

  外两名革委会委员——一个是大个子的铁路工人舒季克,一个是扁鼻子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。

  多林尼克俯在桌子上,固执的目光直盯着伊格纳季耶娃,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:“前线需要给养。工人需要食粮。咱们刚一到这儿,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抬高物价。他们不肯收苏维埃纸币,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,要么就用临时政府发行的克伦斯基票子。咱们今天就把物价规定下来。其实咱们心里也清楚,哪一个投机商也不会照咱们规定的价钱卖东西。他们一定会把货藏起来。那时候咱们就来个大搜查,把那

  些吸血鬼囤积的东西统统征购过来。对这帮奸商一点也不能客气。咱们决不能让工人再挨饿。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别做得太过火。照我说呀,这正好是她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。你别生气,伊格纳季耶娃同志,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。而且,问题还不在那些小商贩身上。你瞧,今天我就得到了一个消息,说饭馆老板鲍里斯·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。还在佩特留拉匪徒到来之前,有些大商人就把大批货物囤积在这个暗窖里。”

  他嘲讽地微笑着,意味深长地看了季莫申科一眼。

  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季莫申科慌张地问。他又羞又恼,因为搜集这类情报本是他季莫申科的责任,现在竟让多林尼克走在前面了。

  “嘿——嘿!”多林尼克笑了。“老弟,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我不光知道暗窖的事,”他接着说,“我还知道你昨天跟师长的司机喝了半瓶私酒呢。”

 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几下,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。

  “你这瘟神好厉害呀!”他不得不佩服地说。他向伊格纳季耶娃瞥了一眼,看见她皱起了眉头,就不再做声了。“这个鬼木匠!他竟有自己的肃反班子。”季莫申科看着革委会主席,心里这样想。

  “我是听谢廖沙·勃鲁扎克说的。”多林尼克继续说。“他大概有个什么朋友,在车站食堂当过伙计。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,原先食堂里需要的东西,数量、品种不限,全由佐恩供应。昨天,谢廖沙搞到了准确的情报:确实有这么一个地窖,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。季莫申科,你带几个人跟谢廖沙一道去吧。务必在今天把东西找到!要是能成功,咱们就有东西供应工人、支援部队了。”

  半小时以后,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里,还有两个留在外面,守着大门。

  老板是个滚圆的矮胖子,活像一只大酒桶,一脸棕黄色的络腮胡子,又短又硬。他拐着一条木腿,点头哈腰地迎接进来的人,用嘶哑低沉的喉音问:“怎么回事啊,同志们?这么晚来,有什么事吗?”

 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。她们披着睡衣,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缝着眼 睛。隔壁房间里,那个又高又胖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,一边唉声叹气。

  季莫申科只简单地说:“搜查。”

  每一块地板都查过了。堆满木柴的大板棚、所有的储藏室、几间厨房、一个很大的地窖都仔细搜遍了。但是连暗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。

  靠近厨房的一个小房间里,正睡着饭馆老板的女佣人。她睡得正浓,连有人进屋都不知道。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叫醒。

  “你是什么人?是这儿的佣人吗?”他向这个还没有睡醒的姑娘问道。

 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一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,一边用手遮住电筒的光亮,惊疑地回答:“是这儿的佣人。你们是干什么的呀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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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,叫她穿好衣服,就走了。

  这时候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。老板喘着粗气,喷着唾沫,非常激动地说:“你们要找什么?我再没有别的地窖了。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。不错,我先前是开过饭馆,但是,现在我也是个穷光蛋了。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抢得精光,差一点没把我打死。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,我就有这么点东西,你们都看见了。”说话的时候,他老是摊开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臂。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会儿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

  上溜到谢廖沙身上,一会儿又从谢廖沙身上溜到墙角或者天花板上。

 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。

  “这么说,你是想瞒着不讲啦?我最后一次劝告你,赶紧把地窖交代出来。”

  “哎哟,你怎么啦,军官同志,”老板娘插嘴了,“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呢!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。”她很想放声哭一场,但是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来。

  “饿肚子,还能雇佣人?”谢廖沙插了一句。

  “哎哟,她哪儿算得上佣人哪!她是穷人家的孩子,没地方投靠,我们才把她收留下来的。不信,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。”

  “算了,”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。“再搜!”

  天已经大亮了,搜查还在饭馆老板的家里顽强地进行着。

 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,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,季莫申科十分恼火。他都打算下令停止搜查了。谢廖沙正打算走,忽然听到女仆在她的小房间里悄悄地说:“一定在厨房的炉子里。”

  十分钟以后,厨房里那个俄国式大火炉被拆开了,露出了地窖的铁门。过了一小时,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,穿过看热闹的人群,从老板家开走了。

  一个炎热的白天,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,从车站回到家里。阿尔焦姆把保尔的事跟她讲了一遍,她一边听,一边伤心地哭着。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。她一点收入也没有,只好给红军洗衣服;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。

  有一天,临近黄昏的时候,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,没等推门进屋,就喊了起来:“保尔来信了!”

  他的信上写着:

  阿尔焦姆,亲爱的哥哥:

  告诉你,亲爱的哥哥,我还活着,虽然并不十分健康。我大腿上挨了一枪,不过快治好了。医生说,没有伤着骨头。不要为我担心,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。出院以后,也许会给我假,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。妈那里我没有去成,结果却当上了红军。现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。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。像他那样的人,我还从来没有见过,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。妈回来没有?要是她在家,就

  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。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。

  你的弟弟

  再者,阿尔焦姆,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,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。

  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。这个儿子真荒唐,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。

 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。车厢上挂着“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”的牌子,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。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香烟,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。

 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。每次离开车站,除了一捆捆宣传品和报纸之外,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。

 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。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,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。宣传车上热火朝天,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。车上有个印刷室,一张张报纸、传单、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。有一天晚上,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,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。

  夜已经深了。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。他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说:“丽达同志,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?”紧接着又说,“跟你在一起真高兴!每次跟你见面之后,都觉得精神振奋,有使不完的劲,想不停地工作下去。”

  丽达站住了。

  “你听我说,勃鲁扎克同志,咱们一言为定,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。我不喜欢这样。”

  谢廖沙满脸通红,像一个受到斥责的小学生一样。他回答说:“我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,才这样跟你说的,可是你却把我……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?丽达同志,往后我肯定不会再说了!”

  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,拔腿就朝城里跑去。

  此后一连几天,谢廖沙都没有在火车站上露面。伊格纳季耶娃每次叫他去,他都说工作忙,推托不去。事实上,他确实也很忙。

  一天夜里,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,路过糖厂波兰高级职员聚居的街道,有人向他打黑枪。于是在那一带进行了搜查。结果查到了毕苏斯基[毕苏斯基(1867—1935),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,当时波兰的国家元首。——译者]分子的组织“狙击手”的武器和文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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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。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,心平气和地问:“你怎么啦?是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?私人的事怎么能影响工作呢?同志,这可绝对不行!”

  在这之后,谢廖沙只要有机会,就又往绿色车厢跑了。

  接着,谢廖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,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。第三天,谢廖沙同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,带着武器,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追剿漏网的佩特留拉军官扎鲁德内率领的匪帮,追了整整一天一夜。回来之后,谢廖沙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见了丽达。他送她回车站去。临别的时候,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。

 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。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上去。他故意避开丽达,甚至在需要面谈的时候,也有意不同她见面。后来丽达非要他解释回避她的原因,他气愤地说:“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?你又该给我扣帽子了:什么小市民习气呀,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呀。”

  车站上开来几列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。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走进了革委会办公室。其中有个扎武装带的瘦高个子,进门就冲着多林尼克喊:“废话少说。拿一百车草料来。马都快饿死了。还怎么跟白匪打仗?要是不给,我把你们全砍了。”

  多林尼克气呼呼地摊开双手,说:“同志,半天时间,我上哪儿给你弄一百车去?干草要到屯子里去拉,两天也拉不回来。”

  瘦高个子目露凶光,吼道:“你给我听着。晚上不见干草,统统砍脑袋。你这是反革命。”他啪的一声,一拳头捶在桌子上。

  多林尼克也光火了:“你吓唬谁?马刀我也会使。明天以前不会有干草,懂吗?”

  “晚上一定得备好。”高加索人扔下一句话,走了。

  谢廖沙和两名红军战士被派去征集干草。不料,在村子里碰上了一伙富农匪帮。红军战士被解除了武装,给打得半死。谢廖沙挨的打少一些。看他年轻,留了点情。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送回了城里。

  当天晚上,来了一队高加索士兵,因为没有领到干草,便包围了革命委员会,逮捕了所有的人,包括一名清扫女工和一名饲养员。他们把被捕的人带到波多尔斯克车站,一路上还偶尔赏他们几马鞭,然后关进了一节货车车厢。革委会的院子里也驻进了一支高加索巡逻队。要不是师政委、拉脱维亚人克罗赫马利积极出面干预,革委会那些人员的处境可就不妙。克罗赫马利下了死命令,他们才获得释放。

  又有一队战士被派到村子里去。第二天干草总算征集上来了。

 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家里的人,就在伊格纳季耶娃房间里养伤。当天晚上,丽达跑来看望他。她握住谢廖沙的手。谢廖沙第一次感到她握得那样亲切,那样紧。他可是怎么也不敢这样握的。

  一个炎热的中午,谢廖沙跑进车厢里找到丽达,把保尔的信念给她听,又向她讲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的事。临走的时候,他随便说了一句:“我要到林子里去,在湖里洗个澡。”

  丽达放下手里的工作,叫住他说:“你等等,咱们一起去。”

  他们两人走到水平如镜的湖边,停住了脚步。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宜人。

  “你上大路口去等一会儿。我到湖里洗个澡。”丽达用命令的口气说。

  谢廖沙在小桥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,脸朝着太阳。

  他背后响起了溅水声。

  透过树丛,他看见冬妮亚·图曼诺娃和宣传列车政委丘扎宁正顺着大路走来。丘扎宁长得很漂亮,穿着十分考究的弗连奇军装,系着军官武装带,脚上是吱吱响的软皮靴子。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,一边走,一边跟她谈着什么。

 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。就是她有一回给他送过保尔写的条子。冬妮亚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谢廖沙,显然,她也认出他来了。当冬妮亚和丘扎宁走到他身边的时候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,叫住冬妮亚说:“同志,您等一等,我这儿有一封信,跟您也有点关系。”

 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了她。冬妮亚抽出手,读起信来。信纸在她手中微微颤动着。她把信还给谢廖沙的时候,问:“他的情况,你就知道这些吗?”

  “是的。”谢廖沙回答。

  丽达从后面走来,碎石在她脚下响了一下。丘扎宁看见她在这里,立即小声对冬妮亚说:“咱们走吧。”

  但是丽达已经把他叫住了。她轻蔑地嘲讽他说:“丘扎宁同志!列车上成天都在找您呢!”

 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。

  “没关系,没有我,他们照样能办事。”

  丽达看着丘扎宁他们两人的背影,说:“这个骗子,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撵走啊!”

  树林在喧闹,柞树摇晃着强劲的脑袋。湖水清澈凉爽,令人神往。谢廖沙也情不自禁地想跳入水中,洗个痛快。

  洗完之后,他在离林间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,她正坐在一棵伐倒的柞树上。

  两个人一边谈话,一边向树林深处走去。他们走到一小块青草茂盛的林间空地上,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树林里静悄悄的。只有柞树在窃窃私语。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,弯过一只胳膊枕在头下。她那两条健美的腿和一双补了又补的皮鞋,没在又高又密的青草里。谢廖沙的目光无意中落到她的脚上,看到她的皮鞋上打着整整齐齐的补丁,再看看自己的靴子,上面有一个大窟窿,已经露出了脚趾。他不禁笑了起来。

  “你笑什么?”

  谢廖沙伸出一只靴子,说:“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,怎么打仗啊?”

  丽达没有回答。她轻轻咬着草茎,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。

  “丘扎宁是个坏党员,”她终于开口说。“我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又旧又破,可他却只关心自己。他是到咱们党里来混混的……现在,前线情况确实严重,咱们国家得经受激烈战斗的长期考验。”她沉默了片刻,又接着说:“谢廖沙,咱们不单要用嘴和笔战斗,也要拿起枪来。中央已经决定,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,你知道吗?

  谢廖沙,我估计,咱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。”

  谢廖沙听她说着,从她的话里听出一种不寻常的音调来。

  他感到很惊奇。她那双水汪汪的又黑又亮的眼睛一直盯着他。

  他几乎要忘情了,想对她说,她的眼睛像一面镜子,从里面能看见一切,但是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。

  丽达用胳膊肘支着,欠起身来。

  “你的手枪呢?”

  谢廖沙摸了一下皮带,难过地说:“上回在村子里,叫那帮富农给抢去了。”

 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,掏出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。

  “你看见那棵柞树没有,谢廖沙?”她用枪口指了指离她有二十五六步远的一棵满是裂纹的树干。然后举起手枪,同眼睛取平,几乎没有瞄准,就开了一枪。打碎的树皮撒落在地上。

  “看到了没有?”她得意地说,接着又放了一枪。又是一阵树皮落地的簌簌声。

  “给你,”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,用逗弄的口吻说。“现在该看看你的枪法了。”

  谢廖沙放了三枪,有一枪没有打中。丽达微笑着说:“我还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。”

  她放下手枪,又在草地上躺下来。制服上衣清晰地显出了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。

  “谢廖沙,你到这儿来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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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把身子挪到她跟前。

  “你看到天空没有?天空是碧蓝的。你的眼睛和天空一样,也是碧蓝的。这不好。你的眼睛应该是深灰色的,像钢铁一样才好。碧蓝色未免太温柔了。”

  突然,她一下紧紧搂住了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,热烈地吻着他的双唇。

  这个举动对谢廖沙来说太突如其来了,即便他在刑场面对枪口,也未必会这样心慌意乱。他只知道丽达在吻他,除此之外,他什么也无法理解。这个丽达,他连握她的手超过一秒钟都不敢。

  “谢廖沙,”她稍稍推开他那晕乎乎的头说,“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你,是因为你充满青春活力,你的感情跟你的眼睛一样纯洁,还因为未来的日子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。所以,趁我们有这几个自由支配的时辰,我们现在要相爱。在我的生活里,你是我爱的第二个人……”

  谢廖沙打断她的话头,向她探过身去。他陶醉在幸福之中,克服着内心的羞涩,抓住了她的手……

  曾经难以理解的丽达如今成了他谢廖沙心爱的妻子。一股巨大的激情闯进了他的生活,这是他对丽达深沉而又博大的同志情谊,它占据了他那颗渴望火热斗争的心。开头几天,他的生活常规完全给打乱了。可是紧张繁忙的工作不等人。不久他又全身心投入了工作。

  直到眼前的这个秋天,生活只赏赐给他们三四次见面的机会,这几次见面令人心醉,永生难忘。

  过了两个月,秋天到了。

  夜悄悄降临,用黑色的帷幕盖住了树林。师参谋部的报务员俯在电报机上,忙着收报。电报机发出急促的嗒嗒声,一张狭长的纸条从他的指缝间穿过,他迅速将那些点和短线译成文字,写在电文纸上:

  第一师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。命令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,撤出市内全部机关。留一个营,归本战区指挥员×团团长指挥。师参谋部、政治部及所有军事机关,均撤至巴兰切夫车站。执行情况,即报来。

  师长(签名)

  十分钟后,一辆点着电石灯的摩托车飞速穿过寂静的街道,突突突地喷着气,在革委会大门口停了下来。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。人们行动起来了。特务连马上开始整队。一小时过后,几辆马车满载着革委会的物品,从街上走过,到波多尔斯克车站,装车准备出发。

  谢廖沙听完电报,跟着通讯员跑了出去,对他说:“同志,捎个脚,带我上车站,行不?”

  “坐在后面吧,把牢了。”

  宣传鼓动科的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,谢廖沙在离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抓住了丽达的双肩。他感到就要失去一件无比珍贵的东西,低声地说:“再见吧,丽达,我亲爱的同志!咱们还会见面的,你千万别忘了我。”

  他害怕自己马上就会放声哭出来。该走了。他再也说不出话来,只有紧紧地握住她的手,把她的手都握疼了。

  第二天早晨,被遗弃的小城和车站已经是空荡荡的了。最后一列火车的车头拉了几声汽笛,像是告别似的。留守城里的那个营,在车站后面铁路两侧布成了警戒线。

  遍地都是黄叶,树枝上光秃秃的。风卷着落叶,在路上慢慢地打转。

  谢廖沙穿着军大衣,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,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,守卫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,等待波兰军队的到来。

  阿夫托诺姆·彼得罗维奇敲了几下邻居格拉西姆·列昂季耶维奇的门。这位邻居还没有穿好衣服,他从敞开的房门里探出头来,问:“出了什么事?”

  阿夫托诺姆·彼得罗维奇指着持枪行进的红军战士,向他的朋友使了个眼色。

  “开走了。”

  格拉西姆·列昂季耶维奇担心地看了他一眼,问:“您知不知道,波兰人的旗子是什么样的?”

  “好像有只独头鹰。”

  “哪儿能弄到呢?”

  阿夫托诺姆·彼得罗维奇烦恼地搔了搔后脑勺。

  “他们当然无所谓,”他想了一会儿说。“说走就走了,可是苦了咱们,要合新政府的意,又得大伤脑筋。”

  突然,一挺机枪嗒嗒地响了起来,打破了四周的寂静。车站附近有一个火车头拉响了汽笛。同时从那里传来了一下沉重的炮声。接着重炮弹划破长空,呼啸着飞过去,落在工厂后边的大道上。道旁的灌木丛立刻隐没在蓝灰色的硝烟里。闷闷不乐的红军战士沿着街道默默地撤退,不时回头看看后边。

  一颗凉丝丝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流了下来。他急忙擦掉泪珠,回头向同志们看了一眼,幸好谁也没有看见。

  同谢廖沙并肩走着的是又高又瘦的锯木厂工人安捷克·克洛波托夫斯基。他的手指扣在步枪扳机上。安捷克脸色阴沉,心事重重。他的眼睛碰到了谢廖沙的目光,便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心事:“这回咱们家里的人可要遭殃了,特别是我家的人。他们一定会说:‘他是波兰人,还同波兰大军作对。’他们准会把我父亲赶出锯木厂,用鞭子抽他。我劝老人家跟咱们一起走,可是他舍不得扔下这个家。唉,这帮该死的家伙,赶紧碰上他们打一仗才好呢!”安捷克烦躁地把遮住眼睛的红军军帽往上推了推。

  ……再见吧,我的故乡,再见吧,肮脏而难看的小城,丑陋的小屋,坎坷不平的街道!再见吧,亲人们,再见吧,瓦莉亚,再见吧,转入地下的同志们!凶恶的异族侵略者——无情的白色波兰军队已经逼近了。

  机车库的工人们穿着油污的衬衫,用忧愁的眼光目送着红军战士们。谢廖沙满怀激情地喊道:“我们还要回来的,同志们!”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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